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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隙碎笔

2000-07-26 来源:中华读书报 □史铁生 我有话说

我是史铁生——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话有点怪,好像我除了是我还可以是别的什么。这感觉一直不能消灭,独处时尤为挥之不去,终于想懂:史铁生是别人眼中的我,我并非全是史铁生。

多数情况下,我被史铁生减化和美化着。减化在所难免。美化或出于他人的善意,或出于我的伪装,还可能出于某种文体的积习——中国人喜爱赞歌。因而史铁生以外,还有着更为丰富、更为浑沌的我。这样的我,连我也常看他是个谜团。我肯定他在,但要把他全部捉拿归案却非易事。总之,他远非坐在轮椅上、边缘清晰齐整的那一个中年男人。白昼有一种魔力,常使人为了一个姓名的牵挂而拘谨、犹豫,甚至于慌不择路。一俟白昼的魔法遁去,夜的自由到来,姓名脱落为一张扁平的画皮,剩下的东西才渐渐与我重合,虽似朦胧缥缈了,却真实起来。这无论对于独处,还是对于写作,都是必要的心理环境。

我其实未必合适当作家,只不过命运把我弄到这一条(近似的)路上来了。左右苍茫时,总也得有条路走,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,便用笔去找。而这样的找,后来发现利于此一铁生,利于世间一颗最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。

我的写作因此与文学关系疏浅,或者竟是无关也可能。我只是走得不明不白,不由得唠叨;走得孤单寂寞,四下里张望;走得怵目惊心,便向着不知所终的方向祈祷。我仅仅算一个写作者吧,与任何“学”都不沾边儿。学,是挺讲究的东西,尤其需要公认。数学、哲学、美学,还有文学,都不是打打闹闹的事。写作不然,没那么多规矩,痴人说梦也可,捕风捉影也行,满腹狐疑终无所归都能算数。当然,文责自负。

写作救了史铁生和我,要不这辈子干什么去呢?当然也可以干点别的,比如画彩蛋,我画过,实在是不喜欢。我喜欢体育,喜欢足球、篮球、田径、爬山,喜欢到荒野里去看看野兽,但这对于史铁生都已不可能。写作为生是一件被逼无奈的事。开始时我这样劝他:你死也就死了,你写也就写了,你就走一步说一步吧。这样,居然挣到了一些钱,还有了一点名声。这个愚顽的铁生,从未纯洁到不喜欢这两样东西,况且钱可以供养“沉重的肉身”,名则用以支持住孱弱的虚荣。待他孱弱的心渐渐强壮了些的时候,我确实看见了名的荒唐一面,不过也别过河拆桥,我记得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它伸出过善良的手。

我的写作说到底是为谋生。但分出几个层面,先为衣食住行,然后不够了,看见价值和虚荣,然后又不够了,却看见荒唐。荒唐就够了么?所以被送上这不见终点的路。

残疾与爱情,这两种消息,在史铁生的命运里特别地得到强调。对于此一生性愚顽的人,我说过,这样强调是恰当的。我只是没想到,史铁生在四十岁以后也慢慢看懂了这件事。

这两种消息几乎同时到来,都在他二十一岁那年。

一个满心准备迎接爱情的人,好没影儿的先迎来了残疾——无论怎么说,这一招是够损的。我不信有谁能不惊慌,不哭泣。况且那并不是一次光荣行为的后果,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事件,普通得就好像一觉醒来,看看天,天还是蓝的,看看地,地也并未塌陷,可是一举步,形势不大对头——您与地球的关系发生了一点儿变化。是的,您不能有以脚掌而是要以屁股,要不就以全身,与它磨擦。不错,第一是坐着,第二是躺着,第三是死。好了,就这么定了,不再需要什么理由。我庆幸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要点:没有理由!你没犯什么错误,谁也没犯什么错误,你用不着悔改,也用不上怨恨。让风给你说一声“对不起”吗?而且将来你还会知道:上帝也没有错误,从来没有。

我记得,当爱情到来之时,此一铁生双腿已残,他是多么地渴望爱情呵,可我却亲手把“不能进入”写进了他心里。事实上史铁生和我又开始了互相埋怨,睡不安寝食不甘味,他说能,我说不能,我说能,他又说不能。糟心的是,说不能的一方常似凛然大义,说能的一对难兄难弟却像心怀鬼胎。不过,大凡这样的争执,终归是鬼胎战胜大义,稍以时日,结果应该是很明白的。风能不战胜云吗?山能堵死河吗?现在结果不是出来了?——史铁生娶妻无子活得也算惬意。但那时候不行,那时候真他娘见鬼了,总觉着自己的一片真情是对他人的坑害,坑害一个倒也罢了,但那光景就像女士们的长袜跳丝,经经纬纬互相牵连,一坑就是一大片,这是关键:“不能”写满了四周!这便是残疾最根本的困苦。

这不见得是应该忍耐的、狭隘又渺小的困苦。失去爱情权利的人,其他的权利难免遭受全面的损害,正如爱情被贬抑的年代,人的权利普遍受到了威胁。

说残疾人首要的问题是就业,这话大可推敲。就业,若仅仅是为活命,就看不出为什么一定比救济好;所以比救济好,在于它表明着残疾人一样有工作的权利。既是权利,就没有哪样是次要的。一种权利若被忽视,其它权利为什么肯定有保障?倘其权利止于工作,那又未必是人的特征,牛和马呢?设若认为残疾人可以(或应该,或不得不)在爱情之外活着,为什么不可能退一步再退一步认为他们也可以在教室之外、体育场之外、电影院之外、各种公共领域之外……而终于在全面的人的权利和尊严之外活着呢?

是的是的,有时候是不得不这样,身体健全者有时候也一样是不得不呀,一生未得美满爱情者并不只是残疾人呵!好了,这是又一个关键:一个未得奖牌的人,和一个无权参赛的人,有什么不一样吗?

可是且慢。说了半天,到底谁说了残疾人没有爱情的权利呢?无论哪个铁生,也不能用一个虚假的前提支持他的论点吧!当然。不过,歧视,肯定公开地宣布吗?在公开宣布不容歧视的领域,肯定已经没有歧视了吗?还是相反,不容歧视的声音正是由于歧视的确在?

好吧,就算这样,可爱情的权利真值得这样突出地强调吗?

是的。那是因为,同样,这人间,也突出地强调着残疾。

残疾,并非残疾人所独有。残疾即残缺、限制、阻障。名为人者,已经是一种限制。肉身生来就是心灵的阻障,否则理想何由产生?残疾,并不仅仅限于肢体或器官,更由于心灵的压迫和损伤,譬如歧视。歧视也并不限于对残疾人,歧视到处都有。歧视的原因,在于人偏离了上帝之爱的价值,而一味地以人的社会功能去衡量,于是善恶树上的果实使人与人的差别醒目起来。荣耀与羞辱之下,心灵始而防范,继而疏离,终至孤单。心灵于是呻吟,同时也在呼唤。呼唤什么?比如,残疾人奥运会在呼唤什么?马丁·路得·金的梦想在呼唤什么?都是要为残疾的肉身续上一个健全的心途,为隔离的灵魂开放一条爱的通路。残疾与爱情的消息总就是这样萦萦绕绕,不离不弃,无处不在。真正的进步,终归难以用生产率衡量,而非要以爱对残疾的救赎来评价不可。

但对残疾人爱情权利的歧视,却常常被默认,甚至被视为正当。这一心灵压迫的极例,或许是一种象征,一种警告,以被排除在爱情之外的苦痛和投奔爱情的不熄梦想,时时处处解释着上帝的寓言。也许,上帝正是要以残疾的人来强调人的残疾,强调人的迷途和危境,强调爱的必须与神圣。

摘自《天涯》2000年3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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